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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名称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教学分析与设计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探索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和历史意义。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感受到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进而弘扬长征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教学重点

1.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建立的南京政府及性质

2. 中国革命战略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曲折过程及其原因

3.伟大的长征及长征精神

教学难点

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的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理论上探索出了一条和苏俄不一样的革命新道路

教学方法

案例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专题式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等

课程资源准备

教材、多媒体、PPT

主要内容、逻辑结构

从内容上来看，第一节主要介绍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要讲清楚其镇压人民、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必须武装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二节主要讲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本章与第四章紧密相连，第四章讲述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第五章讲述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开展土地革命以及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实践中探索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依据本章的教学内容与逻辑结构，教学可以依照教材内容以节为教学模块展开教学，每个教学模块教学时间安排2课时为宜。

教学中需要讲清楚的基本问题

1.正确认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是本章教学的难点之一。判断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不能只看它说什么，而要看它做什么。这也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看，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变成了一个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1）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对华扩张敞开大门。由于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反而使外国垄断资本不断深入中国，从而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土地关系中仍居统治地位。中国广大的乡村基层政权被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所把持，地主阶级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

（3）依靠国家政权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对人民巧取豪夺，聚敛大量财富，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并逐渐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2.中国革命新道路

这是本章的重点内容，也是这本书的重点之一。

（1）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对比，介绍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从建党到国民革命，基本上是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开展工作的。俄国革命道路：俄国在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并企图消灭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战促使俄国国内各种矛盾激化，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临时政府前线失利，后方空虚；而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士兵，他们掌握武装，多集中在大城市。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决策和周密准备，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因为其采取的是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即武装夺取中心城市，革命由城市向农村迅速扩展，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因此，革命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运动为主体，在革命斗争之初，并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但是，这条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失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个关键问题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因为这条道路不同于俄国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国革命新道路”。

（2）结合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讲清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具体内容。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相继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着力论述了以下三个重要问题：首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通过对当时中国现实国情的透彻分析，毛泽东认为：第一，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内部长期不统一。第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断激化，使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断发展，这是红色政权必然要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第三，有一支相当实力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实现红色割据的武装保证。第四，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性，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的主观条件。其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从中国的社会性质来看，中国是一个外无独立内无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议会可以利用，共产党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条件，人民要当家作主，夺取政权，只有进行武装斗争。从中国革命的动力看，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不仅人数广大，而且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从敌我力量对比看，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弱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乡村问题有着质的区别，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虽带有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而不在城市，所以把广大的乡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就可以给予反革命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力量不可能马上同敌人进行决战，一下子取得胜利，而应同敌人作长期的持久的斗争，逐步积累和发展革命力量，这就需要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革命阵地。最后，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可以表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依托，三者紧密结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

（1）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过程。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之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及时地将进攻的方向转向农村，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2）毛泽东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地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意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使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及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

4.土地革命

（1）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连的。土地革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农村革命。随着武装起义的发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土地革命在各革命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不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没有土地革命，也就不会争取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不会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

（2）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纲领的制定。

八七会议上规定，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50亩以下者）采取“减租”政策。1927年11月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指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和一切私有土地。中共六大进一步明确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力，确立了“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化”的原则。由于当时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1929年4月，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原来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害。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明确了农民对已分得土地的所有权。毛泽东还和邓子恢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即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土地革命的展开，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成为红色政权赖以存在和发展巩固的社会基础。

5.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1）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至1928年4月）。

八七会议后成立了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党委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当时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主义为指导，最终使得广州起义遭到失败。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三四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2）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至1930年9月）。

1930年６ 月，因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以李立三（宣传部长）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左”倾冒险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他还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并且“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他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但结果损失惨重，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损失惨重。1930年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会上，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的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学习和接受进一步检查。

（3）王明（陈绍禹）的“左”倾教条主义。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为：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革命性质，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对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主张红军配合攻打中心城市。低估了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号召全党准备决战；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指挥下，“左”倾错误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贯彻，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6.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连续犯“左”倾错误的原因

（1）从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现状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2）从社会根源上来说，中国社会状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少，小资产阶级是汪洋大海，而党员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方法上往往主观片面，在政治倾向上易于左右摇摆，遇到问题容易走向极端。党内连续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3）从以往纠正错误的方法和结果来看，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纠正第一、二次“左”倾错误的方法有缺点，太着重个人责任，只注重组织处理，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重犯类似的错误。

（4）从外部因素来说，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颇深并进行了不适当的干预，党内教条主义倾向盛行，最终把八七会议以来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情绪推向了极致。

7.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政治局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批评了“左”倾领导人“单纯防御”战略和逃跑主义的错误决策，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表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之下，独立自主实践的。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

8.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1）伟大的红军长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光辉典范。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和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2）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保存了红军的骨干，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东南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红军在长征途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初的8万人减少到6500人，红四方面军由长征初的8万人减少到5000人（包括后来西征的减员），红二方面军由长征初的近1万人减少到不足5000人。这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红军成为了革命队伍的骨干和种子，且落脚陕北又实现了中国革命力量由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这为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力量基础和空间条件。至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3）伟大的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伟大的革命精神。红军长征的胜利，充分地表现了红军的生命力，集中地体现了红军的英雄本色，从而书写了一部人类生存史和奋斗史上壮丽的史诗。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的红军长征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的路途上，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9.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一部传世的英雄史诗，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红军长征的胜利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并对长征精神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及专家学者也都对长征精神进行过阐述，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1）长征精神就是把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胜的精神。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红军长征得以胜利的政治灵魂。党和红军将士始终把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就是他们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的力量源泉。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士理想和信念的胜利，因为在他们心中，远大的理想和革命的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虽然艰难可以摧毁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红军将士的理想信念。长征的苦难、曲折、牺牲，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他们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2）长征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但是我们党领导的红军能够一路走下来，就是因为他们要救中国于危难之时，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他们有着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在长征路上，他们没有向极端的困难低头，没有向恶劣的环境屈服。他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抢夺娄山关、激战嘉陵江、冲破乌江天险，击退了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

（3）长征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逐步确立，这是党和红军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最好写照。当时红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悬殊，如果死打硬拼，我们党和红军就有覆没的危险。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瞎指挥，加上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革命根据地丧失。在长征初期，李德仍然一意孤行，准备把队伍带到敌人力量强大的地方去，那只能使党和红军陷入绝境，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些不切实际的盲动做法，而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缜密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力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通过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等一系列的重要会议讨论，中共中央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建议，挽救了党和红军，清算了李德的错误，坚持独立自主的领导权，从此使红军步入了正确的前进道路。

（4）长征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长征途中，广大的红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始终保持着紧密团结的良好作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张国焘，在长征途中闹独立，企图分裂红军。但是多数领导人如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等，顾全大局，紧紧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对张国焘作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最终使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与各路红军胜利会师。从总体上看，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长征的主要精神，例如，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看到中央红军的艰难处境，就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筹集到的数十万斤粮食，上千件衣裤、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慰劳品从茂县、理县运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由于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红四方面军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长征最终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

（5）长征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大会上讲话的主题“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深刻地指出了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始终根植于人民群众，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讲，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正确道路。长征的胜利，宣传了我们党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了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使党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植于人民群众中间，才能生根开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10.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当时党内人士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因此，毛泽东强调，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

（2）红军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